《菽園雜記》成書于明中葉的成化、弘治年間，是一部翔實記載明初到明中葉朝野史事的筆記。《四庫全書》提要稱，《菽園雜記》“于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作者陸容，字文量，號式齋，蘇州府太倉縣人，生於正統元年(1436)，卒於弘治九年(1494)。成化二年(1466)進士，曾授南京主事，後遷兵部職方郎中，終居浙江參政。容素有文名，與同郡張泰、陸釴並稱“婁東三鳳”。
《菽園雜記》所記吳中史事非甚多，卻有兩段引人注目，現摘錄于下：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甚輕，宋元豐間，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卹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汔可小康。自後來水旱相仍，無歲無知，加以運漕虧折，賠貱不訾，民復困悴。況沿江傍湖圍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獲，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菽園雜記》卷五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柏、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柏，其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為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菽園雜記》卷十三
子玨按：
以上兩段文字講了兩件事，其一是明初蘇州府田賦極重，其二是同時代的蘇州府在奢侈和經濟作物種植方面仍然勝過浙江諸郡。
明初官田畝稅，定為五升三合，民田則較官田減二升。而根據陸容的說法，蘇州官田畝稅則是“九斗八斗七斗之額”，是明初官田畝稅定額的數十倍！遷都后，爲了供給身在北方的統治集團的需要，重賦加上漕運使吳中人民更加苦不堪言。宣宗皇帝試圖減稅，卻未能執行，大約是因為宣德初年國內外的戰爭需要（削藩、安南戰爭）以及鄭和船隊最後一次下西洋的耗費。宣德年間，蘇州知府況鍾與巡撫江南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合作，大力整頓蘇州吏治，採取各種經濟措施減輕人民負擔。不過，況青天減下的七十二萬餘石也是杯水車薪。這番治理，雖頗有績效，但仍經不起自然災害的打擊。
蘇州府的重賦，其實貫穿了整個明代，但為何明中葉以後，蘇州經濟騰飛，重賦給人的印象就不那麼深了？第二段文字或許透露了某一方面的原因。隨著商品經濟的日趨發達，明中葉的江南盛行種植各種經濟作物，而各地側重不同。浙江諸郡多從事蠶桑業，其中尤以湖州為盛。柏樹種植在浙江亦很常見，但柏樹生長週期較慢，比起梧桐，尤其是蘇州府在隙地多種的榆樹、柳樹、槐樹等生長週期很快的樹種，經濟價值並不高。而後幾種樹木浙江“惟山中有之”，可見仍處於一種未進行商業開發的狀態。至於浙江為何仍以種植柏樹為主，我推測是由於彼時浙江民間缺乏相應的財力。從“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和浙東諸郡的風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得知，蘇州富戶延續了元代中葉以降的底蘊，有雄厚的資本促進新的經濟作物的生產。除了木材，蠶桑的獲利更高，陸容雖然沒有提到，但彼時蘇州也是擁有與杭、嘉、湖、紹同樣發達的蠶桑業的。除了蠶桑，太湖洞庭山還種植橘樹，這也是一種獲利甚高的經濟作物；在種植的同時，還砍伐了木質賤劣、不宜充用上等建材的“惡木”。
總之，明中葉的蘇州雖然有變態苛賦的重壓，但蘇州靈活的經濟形式依然可以保證蘇州延續它的富庶，并在成化、弘治年間率先實現經濟上的起飛（這時明帝國既沒有開海，也沒有其它的外部條件發生變化）與文化上的丕變，從而拉開中晚明江南大發展的序幕。
以上是我讀書時聯想到的，不一定正確，望方家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