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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五大歷史文化名城歷代沉浮與發展類型

南京、蘇州、揚州、杭州和紹興是1982年國務院欽定的第一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中的5個，全部位於今天的長三角、古代的江南。

 

在2500年的歷史進程中，這五座個性兩兩不同的城市逐步構築了一個完整而精妙的江南文化體系，并在明萬曆年間達到全面的鼎盛。（關於江南文化的城市譜系將另外撰文詳述。）

現根據五城的發展史，統計它們在歷代的沉浮，粗略推算出五城古代的綜合實力評分，作為長三角文化復興的參考：

 

春秋戰國、秦（300年）： 蘇州    紹興  揚州    南京    杭州

兩漢（400年）：                  蘇州    揚州  紹興    南京    杭州

三國、西晉（100年）：      南京    揚州  蘇州    紹興    杭州

東晉、南朝（270年）：      南京    紹興    揚州    蘇州    杭州

隋唐前期（150年）：          揚州    紹興    蘇州    杭州    南京

隋唐后期（150年）：          揚州    蘇州    紹興  杭州    南京              

五代前期（40年）：            杭州    蘇州    揚州  南京  紹興   

五代後期（40年）：            杭州    南京  蘇州    紹興  揚州   

北宋（150年）：                  杭州    南京    蘇州    揚州    紹興

南宋、元（250年）：          杭州    蘇州    南京    紹興    揚州

明前期（80年）：                南京    蘇州    杭州    揚州  紹興

明中後期（200年）：          蘇州    南京    杭州    揚州    紹興

清（200年）：                      蘇州    揚州    南京    杭州    紹興

晚清、民国（100年）：      南京    杭州    蘇州    紹興    揚州

 

春秋時代姑蘇、大越先後建成，後吳王夫差又建邗城作為陪都，此吳、越、揚三城之始也。今南京城區，吳、越、楚先後分別建有冶城、越城、金陵邑，皆是軍事要塞。今杭州城區彼時發展不詳，推測可能亦建有軍事要塞。兩漢廣陵繁盛，姑蘇為“江東一都會”，會稽則是錢塘江以南直到閩中地區的最大都會。孫吳定都建業，南方始有能與中原抗衡的都城。晉滅吳后，建鄴仍是東南第一大都會。晉時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建康成為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保存華夏之正朔，并成為世界第一大城；此時大量士族遷入越地，山陰成為僅次於建康的大城。隋滅陳，平毀建康，經濟文化中心移往揚州，揚州遂極盛，中唐后繁華超過首都長安；杭州始興，中唐后漸與蘇州齊名；越州仍是大城。五代時揚州、杭州依次為都城，揚吳、南唐重建金陵，近世江南蘇、杭、寧三方鼎峙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可稱古代“長三角”。北宋平定江南，金陵殘破，而杭州成為“東南第一州”。南宋以臨安為行在，臨安遂為世界第一大城，江南諸城皆極繁盛，平江是財賦重心，建康、紹興是“天下巨鎮”。明初都南京，使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大城；遷都后蘇州逐漸占據江南中心城市地位，為世界第一工商業都會，亦是頭號文化輸出地，并一直保持到太平天國時。清時揚州再次繁榮，天下富麗莫盛蘇、揚。太平天國戰亂后，蘇州、揚州急遽衰落，南京、杭州尚能保存一定地位；上海在帝國主義扶持下迅速崛起，結束了五城輪流擔任江南盟主的局面。

 

眯起眼睛看上表五種顏色的左右跳轉，可以看出單個城市獨特的興衰走勢： 

 

蘇州是江南文化最大的源頭，春秋爆發之後一直很平淡，西漢吳藩、西漢廣陵藩、三國孫吳皆不以它為都城，南渡後亦不是中原士族的首選寄居之地。從唐代起，蘇州憑藉地理優勢，經濟平穩發展，之後地位一直上升，直到明清時的鼎盛。唐代以後之所以還有城市能超過蘇州，皆是出於政治原因，比如南宋以臨安為行在、明初定都南京。總之蘇州的歷史是一部從春秋開始的穩健的發展史，並且因此而累積了最多的底蘊，可稱為“底蘊型”。底蘊型城市的特點是區位好、發展平穩，若非不可抗的天災人禍，繁榮可以一直持續下去。中國的底蘊型城市除了蘇州以外，還有成都、廣州、长沙、徽州、太原（宋以前）、荆州（元以前）等（這里的底蘊當然有大有小，和起步時的家底有關）。

 

杭州的發展起步很晚，隋唐以前一直是位於三吳（吳、吳興、會稽）地區中央的邊緣城市。其地理位置不能說不好，但還是沒有蘇州的好。從唐代起，杭州也開始了與蘇州相同的穩健發展，但五代時交了好運成了都城，從此綜合實力超過蘇州整整450年（907—1356）。南宋時的臨安更是畸形發展，領先江南其它城市一大截，這已經成為今天杭州人自豪感的重要源頭了。元末明初的戰亂以及明初定都南京改變了江南的經濟文化格局，從此宋元臨安-浙東（浙江）軸心讓位給了明清的南京-太湖（江蘇）軸心，但明清時的杭州依然不差，繁華、風雅如故。今天的杭州是五城之中發展掣肘最少的，目前看起來前途無量。杭州的歷史可稱為“機遇型”。 機遇型城市的特點是區位比底蘊型城市稍差，但也十分好，其地一旦獲得了統治者的垂青，便可以迅速崛起，其經濟文化成就在統治者離去后亦能保存大部份（除非發生不可抗的天災人禍，比如全城被水淹）。全國範圍內的機遇型城市數量很少，除了杭州以外，開封也是這種類型。

 

南京的發展明顯可分為兩段。五代以前可稱為“大起大落”，因成為都城而大起，因被佔領、夷為平地而大落。唐代大部份時間內金陵都是潤州的縣級行政單位，一個懷古的好去處。五代時金陵重新興起，也是因為成了都城。之後南京的歷史稱為“反復輪回”，這和南京的地理位置不佳有關係，但起落幅度沒有之前那麼大了。五代之後，南京很久都不是都城，綜合實力就逐步下降；明初再次興起一番，經晚明，再到盛清，綜合實力又逐步下降。晚清江南殘破，江寧憑藉最高的政治地位，恢復較快，民國時又是都城；但建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實力又下降了：被杭州超過已經不是新聞，將來也許還要被蘇州超過（本文比較的始終是中心城市）。南京的歷史可稱為“政治型”。政治型城市的特點是經濟地理區位並非上佳而軍事地理位置絕佳，隨著統治者的來去，興衰非常明顯。全國範圍內的政治型城市也不多，都是著名的古都，除了南京以外，還有西安、洛陽、鄴、北京等。

 

揚州的發展也明顯可分為兩段。它是五城之中距離中原最近的，也是唯一位於江北的，因此在中原文化為主流的漢唐帝國，揚州都是最強的。尤其在唐帝國，揚州憑藉運河中樞的地位，成為富甲天下的大商埠。宋代起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移往江南，揚州的地理條件本就不好，故而難以再現往日之鼎盛；但仰仗長江和大運河交叉處的地理座標，亦不至於一蹶不振，清代揚州就是漢唐之後的第三個高峰。晚清以來，不僅因為戰亂，海運和鐵路運輸興起讓依賴交通優勢的揚州地位一落千丈。揚州的歷史可稱為“優勢型”。優勢型城市的特點是憑藉一兩個特別大的單項區位優勢興盛，而這些優勢的來源并不是永恆的土地本身，所以一旦優勢出于各种可能的原因喪失，城市地位就急遽下滑。全國範圍內，除了揚州以外，優勢型城市尚有徐州（運河時代以前的南北交通樞紐）、敦煌、泉州、淮安、臨清等。

 

紹興是和蘇州一樣穩健的城市，兩城無論起源、格局、底蘊都很相像。但紹興從一開始就不及蘇州顯眼，總是跟在蘇州後面。東晉、南朝時，中原士族青睞會稽地區，紹興發展很快，並且和都城建康一樣以名士風流著稱天下。唐代以後杭州興起，紹興離杭州太近，從此只好與杭州興衰與共，屈居為浙江第二城，直到晚清時格局再次變化。紹興的歷史可稱為“跟從型”。跟蹤型城市的特點是區位較好、底蘊可以十分深厚，但附近有強大的城市出現相對抑制了本身的發展，因此反而把自身發展與彼大城市接軌。全國範圍內，除了紹興以外，跟蹤型城市尚有湖州、常州、松江等。

 

關於五城的歷史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過一套五本的文化隨筆，算是普及性讀物了。它們的名字都很美：《遙望姑蘇臺——蘇州》、《西湖新夢尋——杭州》、《家住六朝煙水間——南京》、《二十四橋明月夜——揚州》、《烏蓬醉臥鏡中行——紹興》。很推薦哦！

 

P.S.本文的設色，是和古都兄討論出來的“人文色調”。蘇州是清雅的、底蘊深厚的，故而用江南水的淡藍色；杭州是風雅、嬌柔而自戀的，用淡桃色；南京是有王氣的，但也有十足的煙水氣，用淡紫色；揚州是煙花之地、銷金之窟，用金色；紹興也是清雅的，但也是峭拔的，水色加上山色，就是藍綠色。用這些顏色可以作畫，但本文是背景白色的文本，所以上述五種顏色都深了一些。

 

P.P.S.本文轉自筆者的校內日誌：http://blog.renren.com/blog/252430944/453179692和http://blog.renren.com/blog/252430944/453459802。

關於明中葉的蘇州府

《菽園雜記》成書于明中葉的成化、弘治年間，是一部翔實記載明初到明中葉朝野史事的筆記。《四庫全書》提要稱，《菽園雜記》“于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作者陸容，字文量，號式齋，蘇州府太倉縣人，生於正統元年(1436)，卒於弘治九年(1494)。成化二年(1466)進士，曾授南京主事，後遷兵部職方郎中，終居浙江參政。容素有文名，與同郡張泰、陸釴並稱“婁東三鳳”。

《菽園雜記》所記吳中史事非甚多，卻有兩段引人注目，現摘錄于下：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甚輕，宋元豐間，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卹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汔可小康。自後來水旱相仍，無歲無知，加以運漕虧折，賠貱不訾，民復困悴。況沿江傍湖圍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獲，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菽園雜記》卷五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柏、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柏，其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為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菽園雜記》卷十三

子玨按：
以上兩段文字講了兩件事，其一是明初蘇州府田賦極重，其二是同時代的蘇州府在奢侈和經濟作物種植方面仍然勝過浙江諸郡。
明初官田畝稅，定為五升三合，民田則較官田減二升。而根據陸容的說法，蘇州官田畝稅則是“九斗八斗七斗之額”，是明初官田畝稅定額的數十倍！遷都后，爲了供給身在北方的統治集團的需要，重賦加上漕運使吳中人民更加苦不堪言。宣宗皇帝試圖減稅，卻未能執行，大約是因為宣德初年國內外的戰爭需要（削藩、安南戰爭）以及鄭和船隊最後一次下西洋的耗費。宣德年間，蘇州知府況鍾與巡撫江南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合作，大力整頓蘇州吏治，採取各種經濟措施減輕人民負擔。不過，況青天減下的七十二萬餘石也是杯水車薪。這番治理，雖頗有績效，但仍經不起自然災害的打擊。
蘇州府的重賦，其實貫穿了整個明代，但為何明中葉以後，蘇州經濟騰飛，重賦給人的印象就不那麼深了？第二段文字或許透露了某一方面的原因。隨著商品經濟的日趨發達，明中葉的江南盛行種植各種經濟作物，而各地側重不同。浙江諸郡多從事蠶桑業，其中尤以湖州為盛。柏樹種植在浙江亦很常見，但柏樹生長週期較慢，比起梧桐，尤其是蘇州府在隙地多種的榆樹、柳樹、槐樹等生長週期很快的樹種，經濟價值並不高。而後幾種樹木浙江“惟山中有之”，可見仍處於一種未進行商業開發的狀態。至於浙江為何仍以種植柏樹為主，我推測是由於彼時浙江民間缺乏相應的財力。從“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和浙東諸郡的風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得知，蘇州富戶延續了元代中葉以降的底蘊，有雄厚的資本促進新的經濟作物的生產。除了木材，蠶桑的獲利更高，陸容雖然沒有提到，但彼時蘇州也是擁有與杭、嘉、湖、紹同樣發達的蠶桑業的。除了蠶桑，太湖洞庭山還種植橘樹，這也是一種獲利甚高的經濟作物；在種植的同時，還砍伐了木質賤劣、不宜充用上等建材的“惡木”。
總之，明中葉的蘇州雖然有變態苛賦的重壓，但蘇州靈活的經濟形式依然可以保證蘇州延續它的富庶，并在成化、弘治年間率先實現經濟上的起飛（這時明帝國既沒有開海，也沒有其它的外部條件發生變化）與文化上的丕變，從而拉開中晚明江南大發展的序幕。

以上是我讀書時聯想到的，不一定正確，望方家不吝賜教。

中國歷代主要城市城垣周長與城區面積小考

                       中國歷代主要城市城垣周長與城區面積小考

                                                                                                      子玨 2010年2月25日

漢長安城垣周長25.7公里，其中南垣長約7.6公里，北垣長約7.2公里，東垣長約6公里，西垣長約4.9公里。面積約39平方公里。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長安人口約24萬。
東漢雒陽城垣周長約13公里，東垣長約4.2公里，西垣約3.7公里，南垣約2.46公里，北垣約2.7公里。面積約10平方公里。魏晉大體沿襲之。
魏晉鄴城周長7.8公里，大致呈2.4公里乘以1.5公里的長方形。面積3.6平方公里。東魏時於故城之南增築南城，其面積約為故城兩倍。隋文帝時平毀，不再復建。
北魏洛陽城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折合面積約60平方公里，是漢魏雒陽的六倍，南朝建康的三倍。
南朝建康城周長40里，面積約20平方公里。城牆外圍亦存在大量居民點和商業區。梁武帝年間，建康人口超過100萬，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口超過100萬的都市。隋文帝時平毀，南唐時稍復其舊。
隋唐長安城外郭東西廣9721米，南北長8651.7米，周長約36.7公里，總面積達84平方公里，是明清西安城面積之9.7倍，漢長安城之2.2倍、北魏雒陽城之1.2倍，隋唐洛陽城之1.8倍，元大都之1.64倍，明南京城之1.9倍，明清北京城之1.35倍，古羅馬城之7倍，5世紀君士坦丁堡城之7倍，公元800年巴格達城之6.2倍。外郭中亦有大量阡陌，與明南京城同。盛唐時長安人口超過100萬。唐末因戰亂急劇衰落。
隋唐洛陽城周回五十二里，南垣長7290米，北垣長6138米，東垣長7312米，紆曲的西垣長6776米，總面積約47平方公里。安史之亂后衰。
唐揚州城外郭東西廣3120米，南北長4300米，總周長14.84公里，面積13.4平方公里。中晚唐時，揚州城人口至少50萬，為全國第一工商業都會，江南經濟區的中心。
北宋東京内城於形制、規模均承唐汴州城之舊。外郭為新城，周長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一宋里約合580米），實際勘測周長29120米，其中東垣約7660米，西垣約7590米，南垣約6990米，北垣約6940米。合計面積約53平方公里（約合156平方宋里，一平方公里大致等於3平方宋里）。北宋極盛時，東京人口約130萬左右。
南宋行在臨安府內城為新建，呈不規則的長方形，北至余杭門（今武林門）、艮山門一線，東至東河（其外的羅城至今貼沙河），西至西湖，南至鳳凰山南麓。長約7公里，寬約1.9公里，面積近15平方公里。但建成區遠超城垣之外，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煙繁盛。宋理宗、度宗年間，杭州城人口逾150萬，為當時世界上最華美富貴之城。蒙元征服江南后，凡漢地城池悉命湮毀，杭、越、蘇、揚、建康諸城城池皆不存矣，元末、明初方有復建。
南宋平江府城（等級為“望”）周長42里30步，形狀與明代蘇州城幾乎完全一致，則面積亦當在14.2平方公里左右。人口至少50萬。
南宋建康府城（等級為“次畿”）承襲南唐之舊，周長35里，面積約11.8平方公里，人口約30萬，號稱天下巨鎮。
南宋紹興府城（等級為“大都督”）周長24.7里，面積8.3平方公里，較建康府城稍小，亦是天下巨鎮。明清紹興府城大小沿襲南宋之舊。
南宋揚州城（等級為“大都督”）周長10110米，其中南北長2.9公里，東西長2.2公里，面積約6.3平方公里，小於唐代揚州城遠甚，但仍然大於明清揚州城。
元大都於金中都城東北新建，外郭城方60里，今勘測南北長約7.6公里，東西寬約6.7公里。總面積50.9平方公里，人口近100萬。
明南京城牆周回96里，今勘測全長35.267公里，號稱世界第一城垣。城垣內面積約44平方公里。隨後加置外郭，周回達180里，實現了不規整的四重城垣環套形制。城東為皇城；城西北為軍區，人煙稀少，有大量農田；城南為商業、手工業區，聚集了大量人口。洪武年間，南京人口達120萬，遷都后減半，進入16世紀后再次興旺。晚明南京人口至少有200萬（遠多於北京），不僅原先空曠的城西北變得人煙稠密，京城與外郭間的廣大區域內也存在大量聚落。清代江寧城西北和外郭內重新變為農田，人口降至100萬左右。
明蘇州城在張吳舊都基礎上擴建，周長34里53步9分，清大體承襲之（根據清代的統計口徑與度量衡則為45里）。今實測蘇州城南北長約4500米，東西寬約3600米，周長15.1公里，面積14.2平方公里。實際上明清蘇州的城區遠遠超出城牆之外，其經濟中心位於閶門外的山塘、楓橋一帶。晚明蘇州城市人口已達200萬之譜，盛清時期亦不下此數，為天下四聚之首，全國經濟中心，亦是全國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太平天國戰亂后，蘇州大衰，人口銳減，經濟中心由城外轉移到城中心的觀前街。
明杭州城仍張士誠之舊，而周圍減其六之一，形狀相當於南宋臨安城垣減去皇城部份。周長5500丈（約40里），相當于今日的17.8公里，面積13.7平方公里。清代城垣仍明之舊。成化年間，杭州人口至少30萬，晚明時則至少有120萬，盛清時期亦不下此數。太平天國戰亂后，杭州亦大衰，人口銳減。
明揚州城起初甚狹小，建於元末至正年間，周回僅有10里，相當於宋大城的西南角。明中葉，揚州商業恢復繁榮後，其東側至運河間形成大片繁盛的商業區，遂於嘉靖年間修築新城，其位置相當於補全宋大城之東南部份。新舊兩城以小秦淮為界，亦有城牆分隔。兩城總面積約5.09平方公里。晚明揚州人口當在50萬上下，盛清時則超過100萬。洋務運動后，揚州喪失全國轉運中心的地位，人口銳減。
明初北京城（即今內城）東西寬為6.67公里，南北深為5.31公里，面積35.4平方公里。嘉靖二十六年又在故城南邊關廂的基礎上建外城。外城東西寬約7.9公里，南北深約3.2公里。建外城後，北京的城市中軸線向南延伸至永定門，長度增至7.6公里，城区面积也增至62.5平方公里。清代城垣仍明之舊。弘治四年，北京人口67萬，晚明增至100萬；順治八年，北京人口42萬，盛清時超過100萬，晚清時的數目亦與此相當。

 

參考書目： 

【北朝】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明】顧炎武《歷代宅京記》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

賀業鉅《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論叢》

賀業鉅《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包偉民《試論宋代城市發展中的新問題》

吳曉亮《中國七大古都名勝與文化》

杜車別《關於明代城市化人口的一點補充說明》

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

馮賢亮《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

胡胡寿辰 七律一首谨贺之

             贈江夏胡公

                          子爵

七尺俠儒當世出，九州驛路遍佳蹤。
治經鑿得楚崗玉，正服參修玄武松。
漁隱江湖迎雅故，師言列國振凡庸。
重開日月文章事，繼統傳賢報祖宗。

近来买的CD

消停了很长一阵子之后，周四下班后再次兴起去Müller败家，花35欧元买了5张CD。因为只带了这么多钱，否则还要忍不住买更多。和往常一样，我买CD的重点放在了贝多芬之前的音乐。

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毕伯(Heinrich Ignaz Franz Biber)的作品，而且是一部珍贵声乐作品——Missa Christi
resurgentis（“基督复活弥撒”）——的首次灌录！它不起眼地夹在一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中间，当发现它时，我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若有人问我真正的巴洛克音乐是怎样的，我不会向他推荐巴赫、亨德尔、泰勒曼或者维瓦尔蒂这些18世纪上半叶的伟大人物，却会把17世纪的毕伯给他听。比起他的三个同时代的音乐界领军人物，罗马的科莱里(Francesco Corelli)、巴黎的吕利(Jean-Baptist
Lully)和伦敦的普赛尔(Henry
Purcell)，毕伯的音乐完全不带任何世俗气息，无疑是献给天国的。宗教激情像他的名字Ignatius——火一样在小提琴的炫技中迸发，这正是巴洛克兴起之初所乐见的激情，它拥有伟大的非理性力量，足以把人淹没。或许当时只有吕贝克的新教徒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的管风琴音乐能和萨尔茨堡的主教乐长毕伯的作品在巴洛克的激情上相抗衡。这种纯粹巴洛克的激情，在新教和天主教的地域，一度分别为巴
赫和维瓦尔蒂所继承，却分别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渐渐衰退，无力和纤细灵巧的新音乐品味抗衡，逐渐变得晚蕴。
我收藏的毕伯的作品中，有最为人熟知的他
的一套15首Rosenkranz-Sonaten，英文却译作 The Mystery
Sonatas，描绘从基督降生到圣母升天的15件大事。小提琴的炫技无以复加，仿佛旋风一般把人吹向天国。比起同时代的库普兰(Francois
Couperin)、维瓦尔蒂等人的有描绘元素的标题音乐，毕伯的境界不知道高了多少倍。Missa Christi
resurgentis是James
Clements博士七八年前在波希米亚的Kremsier城堡从一堆发霉且破碎的17世纪手稿中复原出来的。2004年Andrew
Manze指挥The English Concert及它的合唱团在伦敦的Temple
Church演出了这部作品，以纪念作曲家毕伯逝世300周年，由一向青睐古乐的harmonia mundi公司出品。著名的Trevor
Pinnock先生的同事Manze先生遵循当年萨尔茨堡大教堂的演出方式，把乐队和合唱团分别分为两组，各自占据教堂中殿的四角，展开音乐对话；并且在弥撒的段落结束时，插入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遴选出的毕伯的器乐奏鸣曲，也是模仿了当时的“幕间演出”——亨德尔的那些管风琴协奏曲也是为在他的歌剧幕间演奏而写。总之，毕伯乃是本次购碟之最大
收获。正好我近来俗务缠身、灵性低靡，毕伯式的激情有助于我重新振作。

此外的四张CD，也是精挑细选的。因为想买的太多，很多只好忍痛放回去。特别想买泰勒曼的Brockes
Passion，无奈甚贵。不过我也不担心，因为几乎没人知道它的价值，因而也不会被人买走。这位叫做Barthold Heinrich
Brockes的汉堡市政元老写的基督受难曲，也曾被亨德尔、凯泽(Reinhard Keiser)、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法施(Johann Friedrich
Fasch)等作曲家谱曲，但泰勒曼的这部无疑是当时最受欢迎、最常演不衰的，成为汉堡人民最喜爱的宗教音乐作品。想买它正是由于其有记录18世纪上半叶汉堡城市音乐生活的重要史料价值。留待下次好了。

买下了波克里尼(Luigi Boccherini)的四部大提琴协奏曲，柏林古乐学院(Akade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的原味诠释。波克里尼在今天并非不知名，盖因他的那首殷勤悦耳的《小步舞曲》流传甚广。这倒就体现了他作品的个性。他被称为“女性般的海顿”，作品温柔可人，不愿表现激烈的冲突。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提琴家，他发明了有两把大提琴的弦乐五重奏；还发明了吉他加四把弦乐器的五重奏——这些我以前都收藏了，为了和海顿、莫扎特的室内乐作品比较。据说他还有为马德里宫廷写的20部室内交响曲，我寻访了多年始终不得。

收了波克里尼，自然也忘不了海顿。买下了他早期为两把小提琴、大提琴和键盘乐器写的小协奏曲(Concertino)和嬉游曲
(Divertimento)。所谓的早期，还是在伟大的埃斯特哈奇时代之前（真早…），也就是18世纪50年代，海顿20多岁的时候。想想若海顿也像莫
扎特那样年纪轻轻就死了，音乐史上也就几乎没这个人了。所谓的键盘乐器，在本CD中是古钢琴，这其实是促使我买下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对于18世纪下半叶的作品的诠释，很少有采用古钢琴的；而海顿写这几部怡情之作时，离伦敦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首次在公众面前弹奏现代钢琴还没两年。L’Arte
dell’Arco的演奏家们的忠实精神令我感动，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张CD，而把同价位的一张门德尔松的钢琴协奏曲放了回去。

接下来出场的是普赛尔。他的作品，我一般是看到多少买多少。英国音乐的谱系，从文艺复兴时的顿斯泰伯(John
Dunstable)到16世纪的塔利斯(Thomas Tallis)，再到伊丽莎白时期的道兰(John Dowland)和伯德(William
Byrd)，向全欧洲讲述英国音乐的光荣伟大。这个谱系中最伟大的人物就是复辟时期崛起、却英年早逝的天才普赛尔。然而可悲的是，他身后，资产阶级的英国再无伟大的音乐人物，而19世纪末才出现的埃尔加、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之流，仅仅稍稍能够恢复英国音乐的声誉，也根本不能望其项背。普赛尔在英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只有Beatles能与之比肩。普赛尔深深根植与英国音乐传统，其声乐和器乐作品的风格受到欧洲大陆的影响极少，开创了德奥音乐崛起之前，意大利和法国音乐势力统治之外的清新天地。我以前买过他的12部弦乐重奏幻想曲
(Fantazias)。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高超复调！它们庄重深邃，不事张扬。尽管写于1680年，它们听起来仿佛作于100年前一般，和同时代的激情迸发的毕伯、布克斯特胡德，以及博洛尼亚小提琴乐派的华丽炫技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高深复杂的演奏技巧，讲究的各个线条的平衡往复，
和文艺复兴以来英国的复调传统一脉相承。这就是英国音乐么？英国音乐真的完了，普赛尔去世后，意大利人和亨德尔统治了英国乐坛，他的风格后继无人。本次买的CD收录了他在写作Fantazias的同时期作的另外一些复调弦乐重奏曲，形式繁多，有奏鸣曲、夏空、帕凡(Pavane)、法国式序曲
(Ouverture)等，由同样不事张扬的London Baroque演奏，还是由我钟爱的harmonia mundi公司出品。

最后亮相的CD和前四张完全不同，是后浪漫时期丹麦作曲家尼尔森(Carl
Nielsen)的两部交响曲。若一直专注于前贝多芬的音乐，也过于学究了。本来想买的是一套七张的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全集，丹麦皇家管弦乐团演奏，只要
15欧元。无奈挑了前面四张，已经用掉30块，只要拿了5块钱的尼尔森。其实我真正想买的是布鲁克纳，在凌晨的时候放着听，颇能够平稳心境。带来德国的仅有他的第二和第四交响曲，早被我听得烂熟。斯堪的纳维亚的交响音乐受德奥影响甚深，也同样富于浪漫。听罢尼尔森，也果然如此。
下次再去买CD不知何时了。18号将去本城的剧院看《魔笛》，待定中的另一日则去看《波西米亚人》，期待之。

翻译尼采《敌基督》第17节——与邹公并诸位同仁商榷

原文：

Friedrich Nietzsche, Antichrist 17

Wo in irgend welcher Form der Wille zur Macht niedergeht, gibt es jedes Mal auch einen physiologischen Rückgang, eine décadence. Die Gottheit der décadence, beschnitten an ihren männlichen Tugenden und Trieben, wird nunmehr notwendig zum Gott der Physiologisch-Zurückgegangenen, der Schwachen. Sie heissen sich selbst nicht die Schwachen, sie heissen sich "die Guten" … Man versteht, ohne dass ein Wink noch not täte, in welchen Augenblicken der Geschichte erst die dualistische Fiktion eines guten und eines bösen Gottes möglich wird. Mit demselben Instinkte, mit dem die Unterworfenen ihren Gott zum "Guten an sich" herunterbringen, streichen sie aus dem Gotte ihrer Überwinder die guten Eigenschaften aus; sie nehmen Rache an ihren Herren, dadurch dass sie deren Gott verteufeln.— Der gute Gott, ebenso wie der Teufel: beide Ausgeburten der décadence.— Wie kann man heute noch der Einfalt christlicher Theologen so viel nachgeben, um mit ihnen zu dekretieren, die Fortentwicklung des Gottesbegriffs vom "Gotte Israels," vom Volksgott zum christlichen Gotte, zum Inbegriff alles Guten, sei ein Fortschritt?— Aber selbst Renan tut es. Als ob Renan ein Recht auf Einfalt hätte! Das Gegenteil springt doch in die Augen. Wen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aufsteigenden Lebens, wenn alles Starke, Tapfere, Herrische, Stolze aus dem Gottesbegriff eliminiert werden, wenn er Schritt für Schritt zum Symbol eines Stabs für Müde, eines Rettungsankers für alle Ertrinkende heruntersinkt, wenn er Arme-Leute-Gott, Sünder-Gott, Kranken-Gott par excellence wird, und das Prädikat "Heiland," "Erlöser" gleichsam übrig bleibt als göttliches Prädikat überhaupt: wovon redet eine solche Verwandlung? eine solche Reduktion des Göttlichen?— Freilich: "das Reich Gottes" ist damit grösser geworden. Ehemals hatte er nur sein Volk, sein "auserwähltes" Volk. Inzwischen ging er, ganz wie sein Volk selber, in die Fremde, auf Wanderschaft, er sass seitdem nirgendswo mehr still: bis er endlich überall heimisch wurde, der grosse Kosmopolit,—bis er "die grosse Zahl" und die halbe Erde auf seine Seite bekam. Aber der Gott der "grossen Zahl," der Demokrat unter den Göttern, wurde trotzdem kein stolzer Heidengott: er blieb Jude, er blieb der Gott der Winkel, der Gott aller dunklen Ecken und Stellen, aller ungesunden Quartiere der ganzen Welt! … Sein Weltreich ist nach wie vor ein Unterwelts-Reich, ein Hospital, ein Souterrain-Reich, ein Ghetto-Reich … Und er selbst, so blass, so schwach, so décadent … Selbst die Blassesten der Blassen wurden noch über ihn Herr, die Herrn Metaphysiker, die Begriffs-Albinos. Diese spannen so lange um ihn herum, bis er, hypnotisiert durch ihre Bewegungen, selbst Spinne, selbst Metaphysikus wurde. Nunmehr spann er wieder die Welt aus sich heraus—sub specie Spinozae—, nunmehr transfigurierte er sich ins immer Dünnere und Blässere, ward "Ideal," ward "reiner Geist," ward "Absolutum," ward "Ding an sich" … Verfall eines Gottes: Gott ward "Ding an sich" …

翻译：

权力意志在某种形式中的没落，总是伴随一种生理衰退、一种颓废(décadence)。被阉割了阳刚和本能的颓废偶像就此必然成为生理衰退者和软弱者的神。他们不称自己为软弱者，而是自诩为“善者”……无需任何暗示，人们就能看穿，究竟在哪些历史时刻里，这种子虚乌有的善恶之神的二元对立能够成为可能。同样的天性让被征服的奴才把其自己的神明降格为“自在之善”的本体，同时剔除胜者之神的优秀品质——他们诋毁它为魔鬼，以此来向他们的主人复仇。善的神与魔鬼无异，都是颓废生出的怪胎。为何人们如今仍然在对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幼稚一再让步，和他们一道晓谕众生，说从“以色列的神”、选民之神到基督教的神、众善之本的演化是一种进步？然而即使勒南先生也如是说了，仿佛他就有权利去幼稚！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那些让生命蒸蒸日上的前提，就是一切强大的、勇敢的、骄傲的和盛气凌人的属性都从神的概念中被清除，如果神渐渐沉沦为疲惫者的拐杖或者溺水者的救命稻草，如果祂简直就是贫乏者的神、负罪者的神、病态者的神，如果祂作为神的头衔仅仅是“救主”或者“救赎主”一类的称谓——那么这种演化到底说明什么？一种神性的退化吗？不过这样一来，“神的国度”就变得更加广阔了。从前的神仅仅拥有祂的民，就是那群“被拣选”的民。而如今，祂和祂的选民都去了外邦，云游四方，再也不愿驻足某处——直到祂最终无所不在，成为万民的主；直到“大多数”人和半个地球都承认祂的权势。可是，这“大多数”人的神、诸神中的最民主的那位，还是无法成为傲慢的异教徒之神：祂仍旧只是犹太人的神、躲在旮旯里的神、一切黑暗角落和藏污纳垢之处的神！……祂的普世之国依然还是一片阴曹地府、一座对病态开放的收容所、一个隐藏的地下王国、一块被隔绝的异域……再瞧瞧祂本身，如此苍白、无力、颓废……甚至苍白无力者中的最苍白无力者——就是那些形而上学家和理解力错乱者——也能做祂的主宰。他们围绕在祂周围，用自己编织的网把祂裹起来，直到祂被他们的上蹿下跳所催眠，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枯蛹。之后，神又从自己身上抽出丝来，把世界纳入祂的网罗中——以斯宾诺莎式的形象——继续蜕变得愈发苍白羸弱，成为“理想”、成为“纯粹精神”、成为“绝对”、成为“自在之物”……神的堕落就是：祂成为了“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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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翻译本是邹公的作业。我参照了邹公版本的部分文字，基本上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翻译了一遍。邹公的版本偏重直译，我这里偏重意译了，个别之处可能处理得十分大胆。

另外，我阅读尼采批判基督教的文字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尼采批判的确建立在他对圣经和当时基督教现状相当熟悉的基础上。若要理解尼采文字背后的深意，恐怕还是得先熟读圣经。本翻译里面多处用了圣经里面的对应概念。